译文
红蕉岁未犹吐芳,绿叶红花含春光。
凭此春夏鲜艳色,娇柔美好斗寒霜。
世人偏重边远物,流放之人独悲伤。
远眺夕照山林间,落木萧萧无遗芳。
注释
红蕉:即美人蕉,形似芭蕉而矮小,花色红艳。
[晚英:秋冬之花,此指红蕉。穷节:岁未时节。
绿润:指红蕉叶的鲜绿。朱光:指红蕉花的红艳。
以兹:凭此用此。正阳:指农历的四月。正阳色:指红蕉至秋冬仍保持春夏时的颜色。
窈窕:(yǎo tiǎo):美好的样子。凌:乘,凌驾。清霜:寒霜。
远物:边远地区的事物,此指红蕉。
旅人:客居在外的人,被流放的人,此诗人自指。
回晖:夕照。
槭槭(qī):拟声词,落叶声。
参考资料:
对于柳宗元的咏物诗,汪森在《韩柳诗选》中评论道:“短章咏物,简淡高古,都能于古人陈语脱化生新也”。对于《红蕉》,古人亦多陈语,关键在柳宗元如何“脱化”,怎样“生新”。
宋祁在他的《红蕉花赞》中,称颂红蕉“叶小而花鲜明可喜”,范成大在他的《桂海虞衡志》中,则对红蕉的花“端各有一点鲜绿”倍加喜爱。大抵红蕉后人径直称其为“美人蕉”,都是着眼于其花的艳丽动人吧。
“晚英值穷节,绿润含朱光。”第一联直写其花。虽也对其外表予以描写,但却更突出其精神。“晚英”,指秋冬之花,王勃曾用来写梅花,刘禹锡曾用来写菊花。而将红蕉也称之为晚英者,柳宗元当为第一人。又因为红蕉“春夏开,至岁寒犹芳”,这样称呼,也是恰如其分的,这便是“脱化”。
“穷节”是指岁未时节,此时万花纷谢,百草调零。一个“值”字,便显出红蕉精神。然而,这还不是它的全部。“以兹正阳色,窈窕凌清霜”。第二联才抓住了红蕉本色。红蕉不同于菊之清冷,更不同梅之寒瘦,它以春夏盛开的百花仙子之一的面貌,以娇小美好的风姿,迎寒斗霜,一个“凌”字,将其无畏的精神,勇敢的品格,和超然洒脱的风貌,表现得淋漓尽致、栩栩如生。至此,诗人在读者面前,塑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艺术形象,这便是柳宗元的创造,便也是他的“生新”。
咏物诗的理解,最关键的是在准确理解诗人所咏之物以后,更能深入把握诗人赋予所咏之物的精神。即在所咏之物上所寄寓的思想感情。近藤元粹在《柳柳州诗集》中,给《红蕉》一诗下了四个字的评语,“寓感甚切”。第三联云:“远物世所重, 旅人心独伤”。许多人会把注意力放在下句,但诗人将话说得明白,看不出何处有“寓感”。
“远物”承上,是指红蕉,但叫“远物”是因为红蕉属热带观赏植物,永州地处亚热带地区,故永州可见。柳宗元站在长安和中原的角度,所以将红蕉视为“远物”。因为是“远物”,便成了稀罕物,所以才会“世所重”。这个“世”是指包括诗人在内的“世之人”。当然,从前两联来看,如此看重红蕉的只能是被贬谪到永州的柳宗元了。
因为说远物,自然便想到了永州,因为想到永州,便会勾起诗人的无限悲伤。因为说到远物被人看重,自然便会想到被流放到永州来的自己,早已被统治者遗忘。诗人原本抱有随时间推移,会被重新起用的期望的,然而看来,希望渺茫。面对红蕉,感叹身世,不禁“心独伤”。同是处于永州,“远物”和“ 人”所受待遇是如此天地之别,这便是诗人伤心的原因。
“回晖眺林际,槭槭无遗芳”。诗人将目光转向夕照下的山林,一片落叶声中,看不到一朵鲜花。这本是秋冬之景,在题为《红蕉》的诗中,将远处的这一片萧条景象和眼前“窈窕凌清霜”的红蕉,叠放在一起,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。如果说群芳已经消失,那么最后,就该轮到红蕉了。如果“世所重”的红蕉,性命也终难保,那么,无人关照的“ 旅人”的命运可想而知。
原来,《红蕉》一诗寓着诗人对自己命运的深深的忧虑,而且是一种被注定为悲剧的预感,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“寓感甚切”四字,是十分确切的。
参考资料:
柳宗元(773年-819年),字子厚,唐代河东(今山西运城)人,杰出诗人、哲学家、儒学家乃至成就卓著的政治家,唐宋八大家之一。著名作品有《永州八记》等六百多篇文章,经后人辑为三十卷,名为《柳河东集》。因为他是河东人,人称柳河东,又因终于柳州刺史任上,又称柳柳州。柳宗元出身河东柳氏,与刘禹锡并称“刘柳”,与韩愈并称为“韩柳”,与王维、孟浩然、韦应物并称“王孟韦柳”。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,其文的成就大于诗。骈文有近百篇,散文论说性强,笔锋犀利,讽刺辛辣。
昆山徐健菴先生,筑楼于所居之后,凡七楹。间命工斫木为橱,贮书若干万卷,区为经史子集四种。经则传注义疏之书附焉,史则日录、家乘、山经、野史之书附焉,子则附以卜筮、医药之书,集则附以乐府诗余之书。凡为橱者七十有二,部居类汇,各以其次,素标缃帙,启钥灿然。于是先生召诸子登斯楼而诏之曰:“吾何以传女曹哉?吾徐先世,故以清白起家,吾耳目濡染旧矣。盖尝慨夫为人之父祖者,每欲传其土田货财,而子孙未必能世富也;欲传其金玉珍玩、鼎彝尊斝之物,而又未必能世宝也;欲传其园池台榭、舞歌舆马之具,而又未必能世享其娱乐也。吾方以此为鉴。然则吾何以传女曹哉?”因指书而欣然笑曰:“所传者惟是矣!”遂名其楼为“传是”,而问记于琬。琬衰病不及为,则先生屡书督之,最后复于先生曰:
甚矣,书之多厄也!由汉氏以来,人主往往重官赏以购之,其下名公贵卿,又往往厚金帛以易之,或亲操翰墨,及分命笔吏以缮录之。然且裒聚未几,而辄至于散佚,以是知藏书之难也。琬顾谓藏之之难不若守之之难,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,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。是故藏而勿守,犹勿藏也;守而弗读,犹勿守也。夫既已读之矣,而或口与躬违,心与迹忤,采其华而忘其实,是则呻占记诵之学所为哗众而窃名者也,与弗读奚以异哉!
古之善读书者,始乎博,终乎约,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,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。善读书者根柢于性命而究极于事功:沿流以溯源,无不探也;明体以适用,无不达也。尊所闻,行所知,非善读书者而能如是乎!
今健菴先生既出其所得于书者,上为天子之所器重,次为中朝士大夫之所矜式,藉是以润色大业,对扬休命,有余矣,而又推之以训敕其子姓,俾后先跻巍科,取宦仕,翕然有名于当世,琬然后喟焉太息,以为读书之益弘矣哉!循是道也,虽传诸子孙世世,何不可之有?
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。居平质驽才下,患于有书而不能读。延及暮年,则又跧伏穷山僻壤之中,耳目固陋,旧学消亡,盖本不足以记斯楼。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,姑为一言复之,先生亦恕其老誖否耶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