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澜
注释
白云：元朝人以白云喻亲友。
江口：蕲水在蕲州城流入长江的地方。
金沙：即金沙湖，在州东十里，又名东湖。此代指蕲州。
杜宇：传说中的古蜀国国王，死后化作鹃鸟，每年春耕时节，子鹃鸟鸣，蜀人闻之曰“我望帝魂也”，因呼鹃鸟为杜鹃。一说因通于其相之妻，惭而亡去，其魂化作鹃鸟，后因称杜鹃为“杜宇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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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赏一
这是一篇怀乡之作。
上片直抒乡愁。作者家乡被金兵大肆屠杀，掠夺一空，自己逃难在外，想起家乡便痛心疾首，黯然神伤。起首以“凭高远望”发端，看到的只是白云茫茫，一片缥缈，对家乡刻苦的思念使他日夜思归，但家乡已为敌人所占，有家难回，白白辜负了子规殷勤地劝告“不如归去”。当他正在新亭为思乡而凄然流泪时，亭外雨声潇潇，更添悲凉。他把目光转向眼前之景：国破家亡，其恨无穷。这滚滚东流的江水，也难流尽家国之恨，语极沉重，情极悲痛，活绘出一个失去家国的流亡者悲怆的形象。
下片以“遥想”二字发端，写自己的思绪又回到了家乡。那里江口依旧，该是到了鸟啼花谢的时候吧？可现在却是江山易主，物是人非，怎不令人伤感！“燕子”三句，他想象不懂人间之事而照常回家的燕子，找不到旧巢后，十分疑惑呢喃而语。作者选取典型事物，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蕲州被敌人破坏的情景。语虽平淡却感人至深。“最苦”三句，作者压抑不住痛失家国的愤怒，直接写出蕲州城破的惨状。富庶的蕲州，十万户之多的人口都被杀尽，生灵涂炭，血流成河，这里虽运用了夸张的手法，但也是写实，揭露和控诉了金兵惨无人道的罪行。正因为如此，作者由对家乡刻骨的思念，再到对敌的愤怒，最后上升为报仇雪恨的决心和壮志。结尾二句“横空剑气，要当一洗残虏”，是力量、是誓言，也是必胜的信念，二句振起全词，壮志凌云，铿锵有力，是被践踏被蹂者奋起反抗而发出的最强音和最高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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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赏二
上片开头即直抒思乡情绪，凭高远望家乡，只见一片白云茫茫。六朝人已以白云为思念亲友的比喻。《新唐书?狄仁杰传》载：“仁杰赴任于并州，登太行，南望白云孤飞，谓左右曰：‘吾亲所居，近此云下！’悲泣，伫立久之，候云移乃行。”这里暗用此典，表现了强烈的思亲思乡的悲凄之情。接二句又补说：整天想回家乡，但回不去。语气表面平淡，内则极为悲愤，因为不能回去的原因，是那里被敌人占领了，白白辜负了杜鹃鸟“不如归去”的殷勤叫声。这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嘲。实则在鸟的“不如归去”叫声中，更突出了有家不得归的悲凄感情。下面调转笔触写眼前：我正在新亭上为怀念家乡而悲凄流泪，亭外潇潇雨声，更增加了悲凉气氛。这里暗用新亭对泣的典故，表明不是一般的怀乡之情，而主要是悲叹国土沦丧。结三句大阖，眼前的长江，尽管有万里长，也难以流尽我这家国之恨。语极朴实，情极沉重。比喻形象，可与李煜的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媲美。
换头承上，设想蕲州目前的情景，江口依然跟当年一样，鸟啼花谢，可是地已易主，景是人非了。“江口”，是蕲水在蕲州城流入长江的地方。这是由于上片结句写到长江，也是词人所面对的景色，自然而然引起的联想。以下六句，追述敌人侵扰带给蕲州的灾难。前后三句各有所侧重。“燕子”三句，通过燕子找不到旧巢，写城市被破坏的情景。不懂人事变化的燕子，照常飞来，可它们在呢喃低语：怎么往年筑巢的雕梁找不到了？这里用的是拟人化手法，暗示蕲州被金人烧杀掠夺一空，几成废墟。笔触极淡，感情却极为沉痛，且含有对敌人的强烈仇恨。“最苦”三句，则用直接描写的手法，写出当时人民被屠杀的悲惨情景。金沙，据清嘉靖《蕲州志》载：“金沙湖，在州东十里，又名东湖。”这里指代蕲州。宋代蕲州在这次金兵侵扰前从未遭受过兵火，比较富庶，户口较多。说“十万户尽”、“血流漂杵”，当非夸张，而属纪实。这是作者亲眼目睹的惨状，控诉了金兵的残暴。结句表示只要有凌云的壮志，一定会杀尽敌人，报仇雪恨；表现了必胜的信念，和对敌人的蔑视，铿锵有力，振起全词。
词抒发逃难在外，思念家乡的情绪，但不同于一般的怀乡之作，而是如实地反映了一次历史事件，揭露了敌人的暴行。艺术特点在于逻辑层次和感情层次的统一：由思乡而叹归不得，由归不得而忧国，由忧国而叹土地易主，由易主而至生灵涂炭，由生灵涂炭而至一洗残虏。构思缜密新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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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解
宋宁宗嘉定十四年（1221）二月，金兵围蕲州。知州李诚之和司理权通判事等坚守。由于援兵迂延不进，致使二十五天后城陷。金兵大肆屠杀，掠夺一空。李诚之自杀，家属皆赴水死。司理权通判事只身逃出，写了一本《辛巳泣蕲录》，详述事实经过。这首词见于述古堂抄本《辛巳泣蕲录》。
题目说明作者因避灾祸，而移居溢江，在新亭上写了这首词。作者所避灾祸，即指蕲州失陷事。“溢江”，地名，在今江苏南京市。“新亭”，即劳劳亭，在今南京市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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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居易
司马迁太史公曰：“先人有言：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，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，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？’”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让焉！
上大夫壶遂曰：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？太史公曰：“余闻董生曰：‘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子，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：‘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纪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弊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，故长于变；《礼》经纪人伦，故长于行；《书》记先王之事，故长于政；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，故长于风；《乐》乐所以立，故长于和；《春秋》辨是非，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，《乐》以发和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诗》以达意，《易》以道化，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，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，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中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，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，子弑父，非一旦一夕之故也，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，前有谗而弗见，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，守经事而不知其宜，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陷篡弑之诛，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，为之不知其义，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，至于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，臣不臣则诛，父不父则无道，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，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，则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，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后；法之所为用者易见，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壶遂曰：“孔子之时，上无明君，下不得任用，故作《春秋》，垂空文以断礼义，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，下得守职，万事既具，咸各序其宜，夫子所论，欲以何明？”
太史公曰：“唯唯，否否，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：‘伏羲至纯厚，作《易》八卦。尧舜之盛，《尚书》载之，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隆，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，推三代之德，褒周室，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汉兴以来，至明天子，获符瑞，封禅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受命于穆清，泽流罔极，海外殊俗，重译款塞，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，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，有国者之耻；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，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，废明圣盛德不载，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，堕先人所言，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，整齐其世传，非所谓作也，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，谬矣。”
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，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：“是余之罪也夫。是余之罪也夫！身毁不用矣！”退而深惟曰：“夫《诗》、《书》隐约者，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，演《周易》；孔子厄陈、蔡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著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而论兵法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也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，至于麟止，自黄帝始。
乔吉
谢枋得鼎中炼熟丹砂。把紫府清都作一家。想前人鹤驭，常游绛阙，浮生蝉蜕，岂恋黄沙。帝命守坟，王令修墓，男子正当如是邪。又何必，待过家上冢，书锦荣华。
刘过
纳兰性德
温庭筠
陈允平
毛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