醉之乡,去中国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其土旷然无涯,无丘陵阪险;其气和平一揆,无晦明寒暑;其俗大同,无邑居聚落;其人任清,无爱憎喜怒,吸风饮露,不食五谷;其寝于于,其行徐徐,与鸟兽鱼鳖杂处,不知有舟车械器之用。
昔者黄帝氏尝获游其都,归而杳然丧其天下,以为结绳之政已薄矣。降及尧舜,作为千钟百壶之献,因姑射神人以假道,盖至其边鄙,终身太平。禹汤立法,礼繁乐杂,数十代与醉乡隔。其臣羲和,弃甲子而逃,冀臻其乡,失路而道夭,故天下遂不宁。至乎末孙桀纣,怒而升其糟丘,阶级千仞,南向而望,卒不见醉乡。武王得志于世,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职,典司五齐,拓土七千里,仅与醉乡达焉,故四十年刑措不用。下逮幽厉,迄乎秦汉,中国丧乱,遂与醉乡绝。而臣下之爱道者往往窃至焉。阮嗣宗、陶渊明等数十人并游于醉乡,没身不返,死葬其壤。中国以为酒仙云。
嗟呼,醉乡氏之俗,岂古华胥氏之国乎?何其淳寂也如是!予得游焉,故为之记。
译文
醉乡,不知道距离中国有几千里远,那里土地广阔无边,没有丘陵和险峻的高山大坡。气侯四季如春,没有阴晴寒暑的变化。风俗人情基本相同,没有城乡差别。那里的人非常诚实淳朴,没有爱憎喜怒之分。呼吸清风,溽饮甘露,不吃五谷杂粮。他们睡觉的时候舒缓自得,走路时从容不迫,与鸟兽鱼鳖居住在一起,不知道使用车、船等机巧器物。
很久很久以前,黄帝曾经得到机会,游览过醉乡的国都,回来以后,渺渺茫茫,好像丧失了天下一般,认为用结绳记事的办法治理天下也是不厚道的。往后,到了尧和舜时候,曾经准备了大量的美酒和粮食作为礼物,从姑射神人那儿借了一条道路,大概到了醉乡的边邻,因而他们都终身太平无事。夏禹和商汤创立法制,礼节繁缛,音乐复杂,与醉乡隔离了几十代。他们的大臣羲和,放弃了掌管天文历法的职责出逃,希望到达醉乡,结果迷失了道路,半途夭亡,于是天下便不得安宁。到了他们的末代子孙,夏桀和商纣一怒之下顺着千仞高的台阶,登上酒渣堆积的糟丘,向南方遥望,到底也没有看见醉乡。武王取得胜利以后,命令他的弟弟周公姬旦设立了酒人氏这一官职,掌管造酒,扩大疆域七千里,才仅仅与醉乡相通,所以四十多年无人犯法,各种刑罚搁置不用。往后到周幽王、周厉王,再往后到秦朝和汉朝,中国陷入了国破家亡的混乱状态,于是便与醉乡隔绝了,但臣民中得道的人往往有偷着去的。阮嗣宗、陶渊明等几十个人都游览过醉乡,终身没有回来,死后便埋葬在醉乡的土地上,中国便把他们当作了酒仙。
啊!醉乡的风俗,难道是古代的华胥国吗?为什么这样淳朴寂寥呢?我曾经游览过醉乡,所以为她写了这篇记。
注释
去:距离。
旷然无涯:广阔无边。
阪(bǎn)险:崎岖不平。
一揆(kuí):一个尺度。
精:精粹。
于于:舒缓自得貌。
徐徐:从容不迫貌。
黄帝氏:即黄帝。
杳然:深远,见不到影。
结绳:用绳子打结以记事,是文字产生前的一种帮助记忆的方法。相传大事打大结,小事打小结。现今某些没有文字的民族,仍有用结绳法记事的。
尧舜:指唐尧和虞舜,古代传说中的贤良君主。
禹汤:指夏禹和商汤,夏代和商朝的开国贤君。
羲和:传说中掌天文历法的官吏,具体所指,说法不一。文中所言之羲和,应取《尚书·胤征》所载:夏朝仲康时代的羲和因沉于酒,昏迷天象,未能预报日食,仲康命人征伐治罪。
甲子:甲居十干的首位,子居十二支的首位。古人用干支依次相配以记日,后人主要用于记年。此处以甲子代指掌管天文历法的取位。
夭:本指夭折、短命,此处应解作道路断绝。
桀纣:指夏桀和商纣,夏代和商朝的末代昏君。
升其糟丘,使酒糟堆成的小山越升越高,意谓酿酒极多。糟丘,酒糟堆成的小山。
阶级千仞:宫殿的台阶有一千仞那么高。阶级指台阶;仞,八尺为一仞。
武王:指周武王,西周的开国明君。
公旦:即周公旦。酒人氏:《周札·冬官考工记》中有酒人氏之取,掌管限酒。
五齐:古代按酒的清浊,分为五等,称五齐。
刑措:指没有人犯法,刑法搁置不用。措,搁置。
幽厉:幽,指周幽王;厉,指周厉王。二王是西周的两个昏君:周幽王以宠幸褒姒烽火戏诸侯著于史;周厉王以不听召公劝谏、阻塞言路著于史。
阮嗣宗:阮籍,字宗,陈留尉氏(今属河南)人。曾为步兵校尉,世称阮步兵,与嵇康齐名,同被列人“竹林七贤"。他不愿做西晋司马氏的官,常用醉酒的办法,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己。有《阮嗣宗集》传世。陶渊明:一名潜,字元亮,浔阳柴桑(今江西九江市)人。曾任江州祭酒、彭泽令等职,因不满东晋士族把持政权,辞官归隐过躬耕生活。喜饮酒,长于诗文辞赋,《桃花源记》《五柳先生传》等是传世名篇。有《陶渊明集》。
华胥氏之国:传说中的国名,用为梦境的代称。
淳寂:淳朴寂寥。▲
据《新唐书·王绩传》载,这篇散文应当作于贞观中年(638年前后)。这时,王绩已为善酿者杜康等人立祠。《王绩传》说他“著《醉乡记》,以次刘伶《酒德颂》。”
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,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。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,塑造了“醉乡”这样一个“其气和平一揆”“其俗大同”的理想王国,其间“无爱憎喜怒”“刑措不用”,无为而治,常人难达其地,只有“爱道者”阮籍、陶潜等十数个“酒仙”,有幸“游于醉乡”。
王绩曾在隋朝为官,年轻时,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;入唐后,对新王朝不满,不久就弃官归隐。他仿效陶渊明、阮籍、刘伶诸人,纵情饮酒,蔑视礼法,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,企求精神的解脱。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,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。《新唐书·王绩传》言王绩“著《醉乡记》以次刘伶《酒德颂》”。刘伶的《酒德颂》直接颂扬酒德,对陈说礼法的“贵介公子、缙绅处士”表示了极度的蔑视;王绩的《醉乡记》则宣扬醉乡功德,以嗜酒来麻醉自己,表露了逃避现实、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。
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《老子》《庄子》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等多方面的影响,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,有如同庄子《逍遥游》中所描绘的“不食五谷、吸风饮露”的神仙一般的居民,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“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”的生活习俗。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,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、无矛盾差异的境界,人归返于自然之中,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陶渊明作《桃花源记》,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,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、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,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,表明对现实的否定;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,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,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,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、尧、舜和周武王,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、汤、桀、纣以及幽、厉、秦、汉各代。这样,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,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。
显而易见,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,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。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,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,而同时,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。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、汤与醉乡发生联系,原因是“禹汤立法,礼繁乐杂”,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,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。但另一方面,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。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,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“四十年刑措不用”,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,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,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,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。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,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。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,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,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。
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,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,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。显然,他是把阮籍、陶渊明引为同调,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。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,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,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“爱道者”,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,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,并非真是醉乡之人。
这篇文章以醉名乡,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,如夏桀与糟丘,黄帝立酒人氏之职,阮籍、陶渊明的酣饮等。这些都有史可查,巧用于文中,自然而富有趣味,足见构思的精妙。在用字上,也很见作者的苦心,如写与醉乡的关系,禹汤用“隔”,桀纣用“不见”,幽厉等则用“绝”,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,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。▲
王绩(约590~644),字无功,号东皋子,绛州龙门(今山西河津)人。隋末举孝廉,除秘书正字。不乐在朝,辞疾,复授扬州六合丞。时天下大乱,弃官还故乡。唐武德中,诏以前朝官待诏门下省。贞观初,以疾罢归河渚间,躬耕东皋,自号“东皋子”。性简傲,嗜酒,能饮五斗,自作《五斗先生传》 ,撰 《酒经》 、《酒谱》 。其诗近而不浅,质而不俗,真率疏放,有旷怀高致,直追魏晋高风。律体滥觞于六朝,而成型于隋唐之际,无功实为先声。
晋文公既定襄王于郏,王劳之以地,辞,请隧焉。王弗许,曰:“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,规方千里,以为甸服,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,以备百姓兆民之用,以待不庭、不虞之患。其馀,以均分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,使各有宁宇,以顺及天地,无逢其灾害。先王岂有赖焉?内官不过九御,外官不过九品,足以供给神祇而已,岂敢厌纵其耳目心腹,以乱百度?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,以临长百姓而轻重布之,王何异之有?”
“今天降祸灾於周室,余一人仅亦守府,又不佞以勤叔父,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,其叔父实应且憎,以非余一人,余一人岂敢有爱也?先民有言曰:‘改玉改行。’叔父若能光裕大德,更姓改物,以创制天下,自显庸也,而缩取备物,以镇抚百姓,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,何辞之有与?若犹是姬姓也,尚将列为公侯,以复先王之职,大物其未可改也。叔父其茂昭明德,物将自至,余何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,以忝天下,其若先王与百姓何?何政令之为也?若不然,叔父有地而隧焉,余安能知之?”
文公遂不敢请,受地而还。
圣王在上,而民不冻饥者,非能耕而食之,织而衣之也,为开其资财之道也。故尧、禹有九年之水,汤有七年之旱,而国亡捐瘠者,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。今海内为一,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、禹,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,而畜积未及者,何也?地有遗利,民有余力,生谷之土未尽垦,山泽之利未尽出也,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。
民贫,则奸邪生。贫生于不足,不足生于不农,不农则不地著,不地著则离乡轻家,民如鸟兽。虽有高城深池,严法重刑,犹不能禁也。夫寒之于衣,不待轻暖;饥之于食,不待甘旨;饥寒至身,不顾廉耻。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,终岁不制衣则寒。夫腹饥不得食,肤寒不得衣,虽慈母不能保其子,君安能以有其民哉?明主知其然也,故务民于农桑,薄赋敛,广畜积,以实仓廪,备水旱, 故民可得而有也。
民者,在上所以牧之,趋利如水走下,四方无择也。夫珠玉金银,饥不可食,寒不可衣,然而众贵之者,以上用之故也。其为物轻微易藏,在于把握,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。此令臣轻背其主,而民易去其乡,盗贼有所劝,亡逃者得轻资也。粟米布帛生于地,长于时,聚于力,非可一日成也。数石之重,中人弗胜,不为奸邪所利;一日弗得而饥寒至。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。
今农夫五口之家,其服役者不下二人,其能耕者不过百亩,百亩之收不过百石。春耕,夏耘,秋获,冬藏,伐薪樵,治官府,给徭役;春不得避风尘,夏不得避署热,秋不得避阴雨,冬不得避寒冻,四时之间,无日休息。又私自送往迎来,吊死问疾,养孤长幼在其中。勤苦如此,尚复被水旱之灾,急政暴虐,赋敛不时,朝令而暮改。当具有者半贾而卖,无者取倍称之息;于是有卖田宅、鬻子孙以偿债者矣。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,小者坐列贩卖,操其奇赢,日游都市,乘上之急,所卖必倍。故其男不耕耘,女不蚕织,衣必文采,食必粱肉;无农夫之苦,有阡陌之得。因其富厚,交通王侯,力过吏势,以利相倾;千里游遨,冠盖相望,乘坚策肥,履丝曳缟。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,农人所以流亡者也。今法律贱商人,商人已富贵矣;尊农夫,农夫已贫贱矣。故俗之所贵,主之所贱也;吏之所卑,法之所尊也。上下相反,好恶乖迕,而欲国富法立,不可得也。
方今之务,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。欲民务农,在于贵粟;贵粟之道,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。今募天下入粟县官,得以拜爵,得以除罪。如此,富人有爵,农民有钱,粟有所渫。夫能入粟以受爵,皆有余者也。取于有余,以供上用,则贫民之赋可损,所谓损有余、补不足,令出而民利者也。顺于民心,所补者三:一曰主用足,二曰民赋少,三曰劝农功。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,复卒三人。车骑者,天下武备也,故为复卒。神农之教曰:“有石城十仞,汤池百步,带甲百万,而无粟,弗能守也。”以是观之,粟者,王者大用,政之本务。令民入粟受爵,至五大夫以上,乃复一人耳,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。爵者,上之所擅,出于口而无穷;粟者,民之所种,生于地而不乏。夫得高爵也免罪,人之所甚欲也。使天下人入粟于边,以受爵免罪,不过三岁,塞下之粟必多矣。
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,甚大惠也。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。边食足以支五岁,可令入粟郡县矣;足支一岁以上,可时赦,勿收农民租。如此,德泽加于万民,民俞勤农。时有军役,若遭水旱,民不困乏,天下安宁;岁孰且美,则民大富乐矣。